不管什么刀具，在锻造好和用得时间长了以后，都必须研磨——哪怕是现代科技产品也不例外，譬如德国双立人的一些刀具。双立人的用户终身拥有免费研磨服务，但它的刀具研磨已是现代科技范畴，不再是传统的手工技艺了。
正因为只要是刀具就必须研磨，所以研磨师这个职业的历史，至少与金属兵器的历史差不多长。一研磨的历史我国历史上的研磨记载，最早可以追述到春秋战国时期。而有关研磨师的明确记载，则出现于汉代。在汉代，刀具研磨称为“洒削”，也叫“削厉”，“厉”通“砺”。其字义来历，是因研磨工作要一边洒水一边进行，故有此谓。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曾道：“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壹之所致。”这段话的意思是，靠劳动吃饭乃是生活正道，而其中有成就的人，必然有出众之处。譬如郅氏靠研磨技术列鼎而食，张里凭医马击钟而餐，这些都是靠专心治艺而得来的富贵。这也是成语“钟鸣鼎食”的出处。
另一个与研磨师有关的记载，依然出自《史记》，还牵涉到了一起汉代皇室大案——汉梁孝王刺杀大臣袁盎。当时汉景帝在位，窦太后希望景帝之后由梁孝王继位，袁盎等大臣以为不可。梁孝王知道后，遂派刺客谋杀袁盎等十几位大臣，袁盎被杀，刺客的剑留在了袁盎身上。查案的人拿此剑遍访长安的削厉工，也就是研磨师，其中一位研磨师说他认得这把剑，梁孝王府上的人曾经拿来研磨过。于是凶案得破。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至少从汉代起，研磨师已是一个独立的职业，而且还收入很高。
而从明代曹昭、唐顺之、茅元仪等人著作中诸如“凡刀剑打磨光净，用金丝矾矾之，其花则见”“刀花，羊角煅灰，粉心水提过酸，酸草烧灰，硝酱”等语来看，我们还可以知道，研磨并不只是把刀磨快就可以了，它还有着审美上的要求，为了达到这种要求，需要多道复杂工艺。虽然从史料来看，中国刀具研磨术一度很发达，但今时今地已沦为既无文化内涵、也无技术含量的一项很粗糙的简单劳动，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事实。
而在一水之隔的日本，从室町时代起，研磨师就已是一个很高尚的职业，不断地被载入史册，不断被人传诵、推崇、树碑立传。现在日本一位职业研师的社会地位，不在东大教授之下。而与此对应的是，日本的刀具研磨术，也早已是一项几乎独立于刀具制造之外的有着完整文化和技术体系的技艺，是一份伟大的民族文化遗产。
同一项技艺，两国之间差异若斯，其根本原因在于价值观和精神的差异，或者也可以说是国民性的差异。我国历史上对手工业者及其他一些技术职业，甚至包括医生在内，很长一段时间都持鄙视态度，哪怕他们是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
历史上科技名人里能被赋予政治、文化、社会地位的，只有一位墨子。但这也是因他的副业是科技工作者，正行依然是读书人之故。其他人哪怕声名高如华佗，也不免因耻于自己医生的身份而一心想从政，最终还丢了性命。此正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也，而我国对手工艺及整个技术行业有个很著名的词语定位，叫“奇技淫巧”，只从这词儿，我们就可以知道前人的态度了。因此从业者的地位身份也就更无从谈起。而这种态度的后果，则是最后灭绝了无数本可以发扬光大乃至传承后世的不世技艺。
但古代日本因其特殊的国家及社会制度，还有环境资源等诸方面因素的限制，使他们对技术工作者一直很尊重，而从后鸟羽上皇设立“御番锻冶”制度起，更把刀匠与研磨师的地位拔到一个相当的高度，几近于贵族，极大地保护和促进了造刀术及研磨术的发展。同时日本的刀匠与研磨师群体，也都始终秉承着一股执着的传统信念，多将一生的目标定位于能造出和研出一柄最美的刀具。譬如无数研师都以能研磨正仓院的隋唐刀及其他国宝刀为人生最高成就，而这，并不会让他们的价格更高生活更好。因为一个研师的每月研磨数几乎不可能有什么提高，价格也基本是固定的，所以这不会给他们带来太多的实际好处。
这种纯粹的执着与信念，比当下很多学者都更纯粹更没有功利心。
种种差异，最终使中日两国的造刀及研磨术走上了全然不同的两条路，也使它们走向各自的盛衰。值得欣慰的是，中国近几年来，一些有志之士在不断地研究及复原中国古代研磨术，同时也学习日本研磨术。
日本刀具研磨术，是一门非常复杂的手工技艺，一名好的研师研一柄好刀，时间可以长达数月，因为那绝不只是把刀磨快这么简单。
日本是个多火山国家，研磨日本刀的砥石有不少是火山石，日本人甚至专门总结及开发出了很多研磨石矿脉，其中有的目数高达6000目左右，极其细腻。当然，这些石头价格也相当昂贵，通常以克计价，普通人是承受不起的，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古代通常只有武士和贵族才会用武士刀的原因之一。因为武士刀的日常维护费用太高了，即使到现在，一把日本刀最普通的研磨费用，也得花费日本人一个月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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