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规划和政策。同时，产业发展实践中也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在新形势下，我们需要充分认识新兴产业演进的规律性特征，进一步明确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和实现路径，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演进的规律性特征
战略性新兴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还无法系统总结其发展规律。但是，分析历史上的新兴产业发展历程，对当前有借鉴意义。
新兴产业的技术路线具有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技术发展一般要经历引入、成长、成熟三个阶段。由于技术早期研究开发和产业化初期具有探索性，因此常常会出现多条技术路线并存的现象，这种技术路线在学术上称为“技术轨道”。例如，移动通讯早期有蜂窝通讯和卫星通信两条“轨道”。在技术成长的后期，蜂窝通讯的主流技术才定型。这意味着产业发展早期的技术路线的选择常常有很大风险。
“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化”是新兴产业发展的基本路线，“技术融合—产业化”也是可能的路线。基于已有科学研究进展，按照市场需求融合多学科技术、集成开发新产品，已经成为新兴产业发展不可忽视的路径。融合互联网、传感网等技术开发物联网技术和相应产业就是一例。由此看见，基于科学上的率先突破、技术上的原创和善于集成现有技术开发新产品、新市场对于培育新兴产业的竞争优势十分重要。
产业化能力对形成新兴产业优势具有重要作用。科学发现能否最终形成产业，关键还要看随后的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科学发现能力为产业竞争力提供基础，但是科学发现通常提供“公共产品”，而技术发明和产业化则与竞争力直接相关。因此产业化能力与科学发现对国家竞争力至少是同等重要。
国际新兴产业基本沿“美欧—日本—韩国”的路径演进。新兴产业不可能在各个国家同步形成和发展，而存在明显的时间差。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较为典型的新兴产业发展时间序列是：欧美—日本—韩国。例如，微电子产业发源于美国；日本发挥二次开发优势和精密制造优势，较快取得产业优势；随后，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进入并取得相当的优势。国际产业演进路径是由不同国家所处的科学、技术、产业能力水平和结构特点决定的。要突破这种路径，就要在科学探索、技术原创、产业能力水平和结构上下功夫，同时也要有开放创新和承担风险的心态。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缺乏核心技术支撑。目前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技术是在更早时候产生，因此我国提出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核心技术上几乎都有“软肋”。例如，太阳能产业制造能力中国已居世界首位，但核心技术专利和知识产权仍依赖国外。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中国制造”路径依赖。我国企业对新兴产业和市场的敏感性和响应速度是值得称道的，产业投资的积极性也很高涨，从全国风电和太阳能制造能力的迅速扩张可见一斑。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制造”已成为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企业仍对战略性、前瞻性技术探索和研发持不积极的态度。这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极为不利的，因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意义不仅在找到新的“中国制造”机会，而且在于借此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跃升，后者更为重要。
新兴技术的商业化是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瓶颈。基于节能环保绿色建筑、纳米材料、物联网、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调查分析发现，新兴技术的商业化难题成为当前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制约因素。一是大规模产业化技术和市场发展不成熟。二是产业配套程度不佳。三是新兴技术关键原材料和元器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高。
出现后发优势逆转成为后发劣势现象。技术创新理论指出：当技术轨道发生变迁时，先发者由于背负了相对沉重的转换成本包袱而难以及时抓住机会，而后发者的转换成本相对较低甚至为零，可以更快地进入新轨道，进而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赶超。我国本应可利用这种后发优势，但是我国在一些领域的后发优势发生了逆转，构成新的后发劣势。中国制造业长期沉淀积累投资、巨大而分层次的市场延长了陈旧产品的寿命，从而造成技术依赖和产业转型刚性。例如，我国电视机产业在国际同行积极开发平板技术时，由于对原有产品上的生产性投资世界最多，且农村显像管电视机仍有较大的市场空间而漠视平板技术。这导致我国失去了后发赶超的机会，再次落后。
“三高”叠加有可能断送战略机遇。高技术壁垒、高设立成本、高转市场风险叠加，严重地阻滞了技术、能力和资源处于相对劣势的我国某些产业的启动、转型和发展。
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结构有待优化。通过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科技及创新政策的全面梳理与统计分析发现：我国产业政策主要作用于创新的供给侧，对需求侧的激励政策非常缺少。由于支持需求政策的缺失，造成了我国太阳能、风电、LED等产业的销售市场出口依赖。更为严重的是，出口的产品只能作为部件供应，因而也丧失了企业应用系统的创新能力，反过来当我国自己开始使用时又再次形成了对外来系统的技术依赖。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在原创性、核心技术上有所作为。我们不仅要关注当前已经形成产业规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要关注下一代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在下一代产业的原创性、核心技术上有所作为。我们同时面临资源有限和新兴产业前期技术轨道不确定的难题，因此，对于技术战略的选择要十分慎重，既要把握在主轨道竞争中争取突破，也不放弃在分支轨道上寻求机会，在新兴技术的萌芽期、新兴产业下一代分支轨道的竞争期，在加强政府资金资助的同时，鼓励和引导更多的企业投入，进行多样化探索，以求从中培育脱颖而出者。
关注产业重大技术及标准，解决行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缺位的问题。在已经初步形成产业规模的产业，要有效弥补其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缺位问题，重视在国际技术标准竞争中的话语权。可以考虑建立由行业龙头骨干企业牵头的“国家级共性技术研发中心”，整合举国之力，突破一些重大的共性技术或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实质性推进“国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由中央、地方、企业及民间资本联合投资，采取会员制运作，共担风险、共享成果。
加强 “创新链”的协同发展。市场（用户）需求直接影响终端产品的生产，也逐级将需求传导至中、上游环节。为支持我国新一代主导产业的发展，应当强化政府引导，重视需求政策，挖掘国内市场需求，积极支持商业模式创新，优先采用本国上游产品（设备等)，率先形成应用系统，推进新兴产业产品规模应用。可通过不断扩展“十城千辆”“十城万盏”“金太阳”等示范应用项目的范围，加快建立政府补贴和重大建设项目工程采购制度，促进首台（套）自主装备使用政策的落实，率先创造和开拓国内消费市场，促进产品和应用系统成熟，形成国际竞争力。
跳出“中国制造”路径依赖。一是转变观念，制定战略：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行业到企业都要加强对“中国制造”路径依赖副作用的认识，增强危机感；制定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国家战略和产业战略，指导和鼓励企业、特别是行业龙头企业制定创新发展战略；强化机会意识，制定应对方略。二是推进制度创新，营造长效机制：要改变企业短期化行为，根本的是要推进改革，进行制度创新，增强企业活力和创造力。同时，出台针对技术创新中各类创新要素利益分配的原则；完善技术创新税收优惠政策和技术创新财政补贴制度；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保护创新者的利益，给企业创造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培育技术创新长效机制。
加强技术预警，发展自主创新能力，主动应对后发优势逆转。要主动应对技术轨道的跃迁，就必须对未来科学和技术进行前瞻性研究。技术预测的时间跨度应该是长期的，可能为5—30年，通常为10—15年。通过技术预测，为产业技术升级和企业制定发展战略提供指导性的技术信息。同时，在开放创新中发展自主创新能力。一要广泛开展研究开发合作，利用中国市场“筹码”，与具有技术优势的国外企业、研发机构展开多种形式的合作，以有效地化解壁垒。二要大力发展技术并购。与此同时，加强消化吸收和整合，学习和建设兼容不同文化的整合能力。三要积极引进人才。有些企业不拘一格地引进领军型、骨干型及特长型的各类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四要积极培育和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早期的行业研发合作、战略联盟，增强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促进产业联盟围绕产业技术创新链开展集成创新，突破产业发展的核心关键环节，明确技术创新路径，优势互补、系统集成、分工合作、统筹推进创新活动。
突破“三高”叠加。一是突破“高技术壁垒”，包括低端技术或低端市场的“颠覆性创新”；举国之力、高举高打、自主研发、重点跨越；积极利用中国作为最大、最重要市场的“资源杠杆”，通过国际技术合作降低技术壁垒。二是突破“高资金投入”，建立“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基金”，重点扶持、合理监管；进行融资创新，积极引入风险投资、民间资本，强化资本市场对鼓励创新的积极作用；支持央企、地方国企、民企，在信贷政策、技术及设备进出口的税收补贴政策、企业研发贷款贴息及税收减免等方面平等对待。三是应对“高市场风险”，加强产业上下游的协调互动，加强促进市场应用的政策支持，加快市场拓展，使我国拥有的最大市场成为平抑市场波动的有力杠杆；建立高市场风险产业共同基金，在市场低迷期予以资助。
探索多元化的追赶超越路径。技术创新理论指出，技术轨道变迁是后发赶超的“机会窗口”，为此，我们要密切关注技术轨道发展态势，及时抓住轨道变迁机会，实施赶超。我们还应看到，从新技术轨道衍生的追赶机会远远不能满足中国创新追赶的期望，即存在巨大的“机会窗口”；用技术轨道理论来指导后发国家的创新实践，可能会将创新追赶的机会局限在相当狭窄的范围内。为此，我们提出“广义轨道”理论，包括技术轨道、市场轨道、商业模式轨道、技术组织轨道、业务组合轨道等。基于广义轨道的追赶超越机会可以大大扩展。
